19世纪末的艺术批评专注于传记批评。作为这种批评方法的先驱，爱弥尔·左拉倡导艺术必须“有血有肉”，画作须与画家合一。左拉表示：“我想在画中率先发现的是作画之人。”没有人比文森特·梵高更笃信传记的重要性。“左拉对于艺术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，”他在1885年写道，“在艺术作品中，我找寻的和我爱的是人——艺术家本人。”没有人比文森特更热衷于收集艺术家的传记——从卷本文献到“传说故事”，再到“街头巷尾人们的议论”，甚至只言片语的流言，无一遗漏。文森特与左拉不谋而合，他悉心洞察“藏在画布背后的人”。在艺术生涯的初期，也就是1881年，他曾向朋友表示：“画家和画作对我而言同等重要。”

艺术就是文森特人生的诠释，甚至比穿插其间的海量信件更为真实、透彻、发人深省。他相信，不论是“宁静和喜悦”，还是痛彻心扉的战栗，都在他的艺术中得以释放；以画写心伤，以画载我情。在提奥抵达奥威尔数小时后，文森特结束了他的一生。“作我所感，感我所作”是文森特终其一生的写照。倘若没有读过他的故事，也就无法读懂他的艺术。“我，就在我的画中。”文森特这样昭告世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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